文革大事记：彭罗陆杨为什么会被定性为“反党集团”

文革大事记：彭罗陆杨为什么会被定性为“反党集团”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布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处理决定，四人被革职审查，史称“彭罗陆杨事件”。

这一事件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堪称“文革首案”，以此事件为开端，大量干部群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事件中的四人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才完全平反昭雪，历尽磨难达13年之久。

这四位重要领导干部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反党分子？他们又是怎样被当成反党集团的呢？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下简称《评》文）。该文成了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评》文认为《海瑞罢官》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评》文发表20天里，华东几省市的报刊相继予以转载，但北京的报刊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却没有一点动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曾开会研究过是否转载的问题，认为《评》文无限上纲上线，许多观点根本站不住脚。还涉及人身攻击，而对方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于是，就把《评》文当成一般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文章来对待，要北京的报刊拒绝转载。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陆定一也认为，此文牵强附会，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得知内情后的周总理立即出面沟通，说刊登此文是毛主席的意思。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不得不跟彭真说，顶不住了。于是，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仍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他亲授《北京日报》写下按语，强调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提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其实，不仅仅是彭真，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大多数，最初也不同意姚文的观点，在一段时间内都抵制了这篇文章。由于这篇文章是江青瞒着中央去上海秘密组织的，上海有关方面没有也不能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发表《评》文的背景。《评》文在《文汇报》发表后，毛主席就去上海，观察形势。所以，毛主席对《评》文的态度，起初大家并不确切了解，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所以全国报纸（包括《解放军报》）都未及时转载。毛主席指示上海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情，北京和全国许多新华书店又未及时订购。因而，毛主席非常愤慨，先前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似乎得到了证明。1966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在上海，毛主席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说由他三人担任主笔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主席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番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写成于1960年11月，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年初，与彭德怀一案没有什么关系，也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江青策划批判《海瑞罢官》，也不是因为该剧艺术上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右派”海瑞与彭德怀混同，借题发挥，拨弄是非。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之类的话（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主席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毛主席始终维护“三面红旗”，认为中央集体在1962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上）犯了“右倾”。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曾严厉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主要是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子恢。此后几年中，毛主席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意见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看得很重，愈来愈对中央集体不满，乃至认为中央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如今，《评》文以新的高度评价了“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意见分歧。这才是《评》文的要害。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主席的意图，所以《评》文会得以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地的党报纷纷转载，一场超越学术争论的政治大批判在文化战线上迅速展开。1965年11月21日，毛主席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到杭州，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的事。毛主席在和几位“秀才”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的对《评》文的肯定，令江青大喜。她立刻将主席的评价分享给张春桥和姚文元，使他们倍受鼓舞，从而增添了开展新的大批判的力量。

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海瑞罢官》文章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坤被免去了在中央的职务。他名义上外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处于被审查的阶段。

杨尚昆被扣上的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等。很明显，这些罪名都是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是一起冤案。其实，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看得出，作为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杨尚昆，怎么可能乱抄乱传机密文件呢？所谓抄录档案问题，是由于编写党史、军史、战史的需要而对档案材料的正常利用，事先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手续，根本不存在所谓“泄密”问题，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善于窥测风向的林彪，立即利用批判杨尚昆的机会行动了起来。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林彪诬陷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军权。

在林彪的蛊惑下，毛泽东轻信了，并加以支持和批准。在对此信件的批示中明确表示，肯定了林彪“突出政治”的这一套，又给了他打人的武器。谁要是反对林彪的“突出政治”，谁就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罗瑞卿被戴上这样的政治帽子，虽然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并不同意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无理批判，但也无能为力了。

12月8日至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所谓背靠背的揭发。会上，印发了林彪给毛泽东的那封诬告信。12月10日，正在昆明视察部队的罗瑞卿被召到上海，并立即隔离审查，并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一个战功卓著、勋业显赫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打翻在地。对罗瑞卿的错误批判和处理，加剧了党内斗争的紧张气氛。

杨、罗之后，接着受到批判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彭真不知道此文章得到了毛主席支持，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了抵制，为吴晗抱屈，引发了毛泽东的愤懑。在罗瑞卿受到批判时，他又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扣上了“包庇”、“袒护”的政治帽子。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大肆摇唇鼓噪，在毛主席面前诬告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3月底在上海的讲话。会上，康生点名批评彭真，并决定成立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集中对彭真进行揭发批判。4月下旬，彭真被正式停止了工作。从彭真被打倒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在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的条件下，对领袖的错误稍有抵制，大祸就要临头，这在政治生活中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文革初期，作为国家舆论中枢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遭到大肆攻击，被污蔑为“阎王殿”。作为部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作为“阎王殿”的“阎王”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陆定一的厄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光如此，后来又给陆定一一些其它罪名。如“把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被污蔑写“发党反革命匿名信”，与陆定一秘密勾结，根本就是江青一伙人的臆想。严慰冰的确写过信，但主要是反应林彪、叶群的生活问题，是出于一种义愤填膺的揭露和指责。虽然写匿名信这种方式不能说是适宜的，但把它说成是“反党反革命”则毫无道理可言。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本来是以不同的情况和问题，分别受到批判的，但却被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夸大影响硬联系到一起，说成是文武勾结阴谋叛乱，定性为“反党集团”。

这些在党中央身负重责，分管党务、军务、宣传、机要、首都工作等极为重要的任务，有很大声望并受到全党信任的老同志，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在党内受到无端批判。这不能不在全党、全国引起巨大的震动和质疑，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党内生活中，增加了新的紧张因素，而且为已经点燃的批判之火注入了新的助燃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于1979年2月、6月，1980年5月、10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这四位为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革命家，在历经了长达13年的冤屈后，终于平反昭雪。但是，没有人愿意再回忆13年前那段荒唐、惨淡的时光。